手工针织全新围巾(二)

 如同董卿每年春晚、元宵晚会的各套礼服,设计要有每年的新意一样,近几年我们手工针织各自的毛衣、围巾也等同于郭培和董卿的关系,事无巨细,都会亲身参与。

  即便针织过程中,也可能有所修改、或有全新想法,而这些出自纯手工的毛衣和围巾也是独一无二、在街上买不到、也看不到第二件的。

  这条正在手工针织的围巾进度已经过半,按事先商量好的色彩排列方法有序进行,妈妈也就围巾后半段的色彩方案征询我的意见,我们也有考虑和商量,试想围巾后半段若按她的想法进行显然不妥,总共不过三种颜色,色彩的递进或递减都不能过多且繁复,还是要遵循化繁为简的原则,尽量控制在9段以内。

  或许是线团出厂就份量不足,也或许是毛线起头时宽了两针(毛线起头用了48针),若就剩余线团而言,织完后的围巾长度似乎不及她今年元旦给自己织的那条大红长款围巾,本想再去纺站配两支这条围巾所用深绿和偏灰蓝色毛线(各1两),考虑后决定深绿不要,只要1两偏灰蓝色毛线即可,如此,这条围巾的男性化元素就更为明显。

  中午去纺站配了这1两偏灰蓝色毛线,按最初计划,围巾另一头就用这偏灰蓝色,两头所用的蓝色和绿色穗子早就事先剪下、预留,绿色这头的穗子早已完成,并不影响围巾后半段的针织,妈妈问起两头穗子数量是否过多,我觉得不多,刚好足矣,我本想将穗子全部剪开,她不赞同,那么,这条围巾的穗子就和她今年元旦新织的大红长款围巾一样,部分是“剪开”、部分是“连体”的。

  此处所说“剪开”并非真的剪开,而是从线团买回,就从中找到毛线头,商量好穗子所需长度和数量,剪下这些毛线,在开始针织围巾绿色部分时,就将这些穗子逐根用毛衣针织到围巾这头,很快就呈现出绿色部分的效果,妈妈已禁不住说,等完成后先裹着拍张照片发到微信,再清水手洗后晾晒。

  中午前去纺站途中,看到车厢中部坐着的一位老妪所戴的彩色毛线帽,一看就是买的,主体为偏紫红色,帽身辅以偏湖蓝色、蛋黄色和绿色,还有其他细微的灰白黑色,我就在想,若按我们喜好、将这顶帽子的色彩全部重新更换、重新排列,针织方法也予以替换,不知会是咋样,但相较帽子、我们更喜欢围巾,变化多样。

  近期也看到街上很多年轻人脖子里裹的除了买的成品围巾,也不乏很多彩色或纯色围脖,似乎这种童年时代的围脖又开始流行了,换句话说,现在的年轻人会打毛衣的只怕少之又少,大多是妈妈辈的女性才会,当然,也有中老年妇女不会打毛衣的。

  过往博文提过,由英国化学家富勃斯特(1781年-1868年)研究选定的三原色可以混合出多种多样的颜色,那么织毛衣又是谁发明的呢?网查获得以下较为普遍的说法,仅供参考。

毛衣从现代意义上讲是泊来品,所以其发明人应该在西方,但从原理上说属于纺织工艺。

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采用纺织机械进行服装制造的发明家,她的发明使传统意义上的服装生产得到革命性变化,后来的英国纺织革命其实就是由纺织机械的产生而兴起的。


说起手工编织毛衣的来历,确实久远,最早的手编毛衣应该出自古代游牧部落的牧羊人之手。

在远古时代,人们最初的衣服是兽皮和数叶,后来逐步发展,出现了纺织品,在中国,纺织品的原材料是丝与麻,可以说是贵人穿丝、贱人披麻;在中亚游牧民族地区,纺织品的原材料是毛,以羊毛为主。


另一种重要的纺织原材料、棉花原产于中南美洲,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才流行世界,进入中国也是明朝末年。

不管是丝织品、麻织品还是羊毛织物,都是有经线有纬线,梭织而成,手编毛衣和织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艺,毛衣手工编织和丝绸等衣服制作相比,有着很大灵活性。

丝绸等衣服从原材料到成衣需要3个过程:纺线、织布、缝制;手编毛衣织需要两个过程:纺线和编织,编织时除了毛线,只需几根细竹针,如果说梭织产品更适用于大规模生产,那编织更适合个人劳动。


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各种动物开始脱毛,脱去冬季短绒,换上适应炎热夏天的长毛,牧羊人们收集脱落的羊毛,洗净晾干,放牧时,牧羊人坐在石头上边看羊们吃草边将羊毛错成细条,这些细条可以用来织毛毯、打毛毡,再纺细之后可以织呢子。

某天,北风渐紧,天快冷了,某个牧羊人,也许是一个奴隶,没有毡做的衣服可以御寒,他找了几根树枝,想方设法将手里的毛线结成一个片片,一个可以裹在身上御寒的东西,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诀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毛衣。


手编毛衣的特点就是保暖性,我们知道,保暖是因为衣物纤维之间能有足够多且相对不流通的空气。

因为毛线之间的缝隙远远大于呢子经纬线之间的缝隙,所以毛衣的保暖性较呢制品强,而且比毛毯类要柔软得多。

不过,毛衣穿在外面,风很容易吹透,不能抵御寒风,一般毛衣都要套在外衣内。


手编毛衣兴起是在欧洲,因为毛衣的保暖性使这种牧羊人穿的衣服渐渐成了中低阶层人物的日常用品,当然,有钱的贵族们多数还是以裘皮御寒。

当时,很多中等家庭妇女闲暇时的劳作就是编织,18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里就有很多女性边说话边手里编织的描写,大到衣服披肩,小到手套拎包。


毛绒线传到中国,还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我们看到最早的照片里,中国人冬天不是穿皮袍(里子是各种皮子,外面是绸缎或布)就是穿面袍(里外都是布中间絮棉花),肥肥大大,特别是小孩子像一个个圆球。


最先织毛衣的是来华的外国人,慢慢很多有钱、较时髦的女性也开始学习手工编织,到20世纪初,像上海和天津这样的沿海租界城市,织毛衣已成一种时尚。


一团绒线,两根竹针,闲坐在起居室的窗下,阳光透过绣花的白色窗纱,照在女人肩上,那种舒适娴静是说不出来的。

在上海,很多专卖毛线的商店都有坐台的师傅,向买毛线的女性传授编织技巧(南通纺站二楼的毛线售卖区至今依然如此),慢慢地,手编毛衣也成为很多女性的谋生手段。


“打一手好毛活”慢慢代替“绣的一手好活计”,成为赞扬一位女士心灵手巧的褒奖话。


旧上海的月份牌上总少不了身穿花色旗袍,外套手编白色镂空花样毛衣的烫发美女,手编毛衣的盛行使毛线工业迅速发展,在战争年代,很多民族工业被迫停产,毛线生产工业还能勉强维持,比如以生产“抵羊”(真正意思是抵洋——抵制洋货)毛线闻名的天津东亚毛纺厂,基本能正常运转,只不过被迫换了别的商标。


新中国建立后,手编毛衣发展迅速,到1956年在上海就有200多家毛线专卖店,家庭妇女们即使不知道江青是谁,也不会不知道冯秋萍女士,一本《冯秋萍绒线编织》成了一时的妇女必读。


虽没听说过这本书,但童年时代、家里也曾有过几本毛衣针织书籍


后来的一段时期,因为政治原因,各种生活物资极度困乏,毛线也不例外,限量凭票供应。

当时的中国事事讲究自力更生,国家不会花太多钱进口羊毛,国家政策也不鼓励多养羊,就连各地回民都强令养猪,女人们到哪里找那么多毛线来结绳为衣。

物以稀为贵,不过女人们总有办法,为节省毛线,毛衣总要一年一拆,肘部、膝盖处容易磨断的毛线,下次织时就会被挪到后背裤腿去;毛线总是越拆越少,于是爸爸的毛衣拆给儿子,哥哥的毛衣拆给弟弟;新一点儿的毛线织毛衣,旧了的毛线织毛裤;那些织剩下的各色毛线球也会被心灵手巧的妈妈们织成漂亮的拼色毛衣,专给爱美的小妹妹们穿在里面,回家脱下灰色外罩,鲜亮异常,如同现在阿富汗面罩下的女郎一般惊艳(不错、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买不到毛线,很多工厂女工就想办法,拆了工厂发的劳保白线手套,用来织线裤,一副手套拆不了多少线,织一条线裤要拆7、8双手套才行。

工厂每人每季度发一副手套,所以只有一家几口人都在工厂上班才会有线裤穿,当时能穿上手套拆白线裤也是一种体面,证明自己家里有足够多的人在工厂上班,这种物的稀缺状态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就是到了80年代初,很多北方女孩结婚索要的彩礼中仍包括红色纯毛毛线4斤这一项。


30年前,一个女孩掌握各种毛活技巧就会成为媒人们的大热门,因为一个毛活好的女孩就是全家半年温暖的保证。

女人的毛活也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可以织给父母兄弟姐妹,也可以织给未来的公婆、小叔子、小姑子,有些手快的连七大姑、八大姨家的毛活也承包了。


工厂值夜班时织,在家没事儿时织,甚至学习毛选时也可以织,一年下来,少则7、8件,多则10几、20件,很辛苦。

一直到90年代初期,大学里的MM们都还有事儿没事儿DIY一番,自己织个围巾帽子之类,下雪天戴了自己织的大红围巾出来,也是雪地里一道靓丽风景。

 

不知从哪年开始,大街上忽然有了很多机器加工毛衣的商店,这类门脸儿发展之迅速可和网吧相比,也是从那时起,手编毛衣忽然成为一个美好童话。

在大家的印象里,一个女孩只会为最心爱的男生织一件毛衣,拥有一件女友亲手编织的毛衣是很多男生梦寐以求的,一件手编毛衣能承载如此深情,绝对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不过仔细想想,也难怪,现在一般的MM们在外面要做武装到牙齿的“白骨精”,在内动则血拼购物、静则上网交流,还有什么美容美发、美体美食,看的是美国大片、哼的是香港小调,玩得再猛一点儿就像木子美一样一晚爱3回,说得太远了,JJMM们哪还有时间给男孩织毛衣,就算下定决心开了头,空闲时间实在少,等到半年后完工,穿这件毛衣的人可能早就拜拜了。


那么,手工编织毛衣从此就会慢慢消失吗?我有些怀疑,但我心里有时还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一座整洁院落,北面是宽敞平房或小巧别墅,院里有一架葡萄树,枝繁叶茂,一位身穿布衣、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坐在葡萄架下的小椅子上,身边是一个布兜,装了几团毛线,不慌不忙地编织着手里的毛衣,偶尔抬起脸来看看身边的人,这人也许是一位和她同样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坐在摇椅上读着手里的小说,也许是一个肉团团的小宝宝,正在把手里五颜六色的橡皮泥捏成一个“四不像”,阳光透过葡萄叶子,斑驳得照着树下的一切,一切是那样安静,只有蜜蜂围着熟透了的葡萄“嗡嗡”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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